最近除了視覺中國和黑洞的照片，還有奔馳引擎蓋上哭泣的女人。其實這兩件事都說明了一個現象，那就是維權難，說過程“慘”也不為過。與汽車等有形財產相比，知識產權等無形財產的權利更難維護。因為無論是所有權、侵權還是涉及的知識產權價值，權利人提交證據都比較困難。這也是為什么在知識產權保護實踐中，長期存在“舉證難、侵權成本低、賠償金額低、維權成本高”的說法。

考慮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難度，為了節約維權成本，提高維權效率，在一些侵權事實相對明確的領域，“商事維權”、“維權公司”等模式逐漸出現，受到用戶的歡迎。雖然“商事維權”、“維權公司”或部分專職律師事務所的具體運作模式不同，但其核心本質在于接受權利人的委托或授權，通過集中訴訟對著作權、商標權進行維權。在此過程中，權利人與代理人通過簽訂代理合同約定訴訟風險、訴訟利益等權利義務，維權代理人負責訴訟活動以獲取實際經濟利益。

可見，“商事維權”模式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有利于發揮其專業優勢，降低權利人的維權成本，促進形成全社會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氛圍。筆者試圖解釋“權利保護源于侵權，侵權后先維權”這一事實。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什么樣的維權方式才是合法合理的？或者說，“商業維權”模式是否合法，在道德上是否負責？

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對于權利人來說，至少需要證明以下事實:其有權主張涉案知識產權、被告確實實施了侵權行為、涉案知識產權的價值以及被訴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等。一旦證據鏈確立，無論原告是權利人還是代理人，被告都必須對其實施的侵權行為承擔侵權責任。

如果一切正常，“商業維權”無可非議。但市場是逐利的，尤其是在各種法律規范和職業道德不匹配的情況下，打著維權和敲詐勒索的名義濫用權利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使用未經授權或已進入公共領域的版權來維護權利，顯然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vision china“維權”行為引發公眾批評和公憤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將公共領域的作品據為己有，并以“權利人”的身份進行大量訴訟，迫使使用這些作品的人就范，并為他們沒有的作品使用權支付報酬。

正是因為行業內存在個別投機活動，存在以維權為名敲詐勒索、濫用權利的現象，導致“商業維權”行為在公眾眼中留下不良印象。一些激進言論甚至將“商業維權”等同于“法律流氓”，有失偏頗。從字面上看，“流氓”過去指的是失業者，但現在大多指的是那些什么都不做對，做惡的人。而“商事維權”就是“以維護自身利益的專業能力為權利人服務”。正是這種商業行為，解決了時間精力有限、法律程序理解不足等諸多問題。為眾多當事人，并促成了大量糾紛案件的司法裁判。

不可否認，“商事維權”在維權實踐中確實存在不規范之處，如眾所周知的“瑕疵維權”和“打包銷售許可”現象。這些行為需要行業加強，公眾監督，法院反駁。但不能簡單粗暴地下結論，完全否定“商事維權”的實踐功能和社會價值。

一般來說，公眾應該尊重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無論是原權利人還是作為維權代理人的商業主體。這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也是鼓勵原創、鼓勵創新的現實要求。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需要在東莞注冊公司的流程調整中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摒棄各種“拿來主義”的落后行為，真正樹立尊重原創的意識。因此，對于“商業維權”這樣的行為，不能貿然貼上“版權流氓”的標簽。

文章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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