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人大各黨派高度關注如何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不少代表和委員提出了相關建議和議案。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

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主要與成本、風險和收益的不對稱有關。如果我們觀察歷史，就會發現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現象的周期性加劇也是成長模式的結果之一。

2012年以來，東莞分行注冊登記受限的一系列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信貸政策出臺，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浮出水面。

銀監會2015年發布《關于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實現“三個不低于”:在有效增加貸款增量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類貸款平均增速， 小微企業貸款數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小微企業貸款申請率不低于上年同期。

同時，貨幣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中小企業。期間，鼓勵p2p等互聯網金融創新為小微企業提供服務，政府也希望通過資本市場注冊制和小微企業新三板、新四板(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2018年后，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象再次嚴重，類似于2012-2015年的情況，即在壓制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融資擴張的同時，中小企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去年去杠桿導致的金融收縮加劇了壓力，民營上市公司也參與了股權抵押融資。

一切似乎都在重復，原因和應對方式高度一致。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作為驅動力，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將依靠它們，形成足夠長的復雜鏈條。當用金融政策為這兩個領域降溫時，地方政府和房地產企業有較強的融資能力渡過難關，而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卻因為市場萎縮而危及自身生存，表現為對融資的渴求和風險加大導致的融資難。

可以看出，2008年以來，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這兩個領域對信貸擴張的依賴程度很高。即使貨幣政策總量沒有明顯收縮，這兩個領域的信貸結構性調控也會給依附于它們的中小企業帶來階段性壓力。

這說明中小微企業的結構與整個經濟結構高度一致。經濟依賴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中小微企業也依賴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如果要調整經濟結構，擺脫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依賴，那么首先要清理一大批中小企業。

幾乎每一項幫助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政策，首先體現在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整，加大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投資，因為拯救毛細血管需要向主動脈輸血。

中國只是通過不斷的調控將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投資劃分為不同的小周期，分階段使用空的投資形成長周期。也許我們想通過這種控制創造空時間和時間進行結構調整，但市場已經認識到這種循環的必然性，這導致企業更愿意玩循環游戲。因此，每個小周期只是給市場降溫而不是清倉，不利于結構調整。

每個周期結束時，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被作為周期調整的突破口。在貨幣政策逆周期調整的同時，往往給中小企業集中放貸，使得中小企業的信貸政策政策性和公益性大打折扣。比如2015年的“三不低于”，現在要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以上。這些政策會取得一些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從長遠來看，需要不斷解決中小企業日常經營中的融資問題。

中國金融供給結構中的一些問題不容忽視，但這些問題與中國經濟結構相匹配，而不是單獨存在。因此，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同步推進將是有效的，但經濟結構的優化本身會帶來大量中小微企業的清算，由此產生的風險會阻礙結構調整。從而形成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即便如此，中國在建立普惠金融體系方面仍有巨大潛力空。在政府層面，中國有CDB、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服務于大型項目和工程，但缺乏服務于中小企業的機構。事實上，國家供銷系統有優勢，有責任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郵儲銀行也應該在普惠金融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市場領域，以螞蟻金服為代表的金融企業大舉進入小微企業融資領域。他們擁有大數據形成的金融科技和風險控制優勢，正在“攻城戰”，實現自身業務收入與中小企業的雙贏。然而，政府應該加強這一領域的監管，因為一些互聯網金融是高利貸或欺詐。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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