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注冊公司推進資源稅改革，釜底抽薪治霧霾　　近年來愈演愈烈的“霧霾”問題，是我國生態環境中大氣污染危害升級的突出標志。今年在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財稅改革中，把資源稅“從量”變“從價”機制覆蓋到煤炭，已列入改革事項，這不僅對于我國構建現代財政制度中的地方稅體系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國針對基礎能源與環保重大問題，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應對和化解霧霾等環境威脅的長效機制，具有全局的、長遠的意義。　　環境問題成因中最需注重、最為可塑的是制度機制因素，相關改革的重大意義必須挑明　　正視環境危機挑戰，我們一方面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消除霧霾危害這一目標的實現，還需待以時日，因為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既成事實軌道上再來解決此種問題，已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必須以更高重視程度，正確樹立中長期減排治污、消除霧霾等環境危機因素的可行思路與務實的方案框架。　　這里首先有一個“對癥下藥”的視角，即霧霾愈演愈烈的成因到底是什么?關于我國霧霾等環境危機因素的細致成因分析，固然還需要展開大量的科研工作，但目前基本的判斷卻已經可以形成：這明顯地與我國具體國情中的如下幾個要點息息相關：1.我國近95%的人口聚居于僅占42%左右國土的“瑗琿—騰沖線”(亦稱“胡煥庸線”)之東南方，使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壓力呈現“半壁壓強型”;2.我國基礎能源主要依靠國內儲量豐富的煤炭——隨著燃油國內供給明顯不足等因素在近年浮出水面，加之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電所遇的各自制約，目前全國電力供應中的約80%已是燒煤發出的火電，而煤的清潔化使用難度高，大氣污染等負面效應十分突出;3.前面幾十年我國特定發展階段上形成了在經濟起飛中以重化工業支撐的超常規粗放式外延型快速發展模式，單位GDP產出中的能源深圳注冊貿易公司多少錢消耗系數相當高，污染因素集中度高而不能有效化解。以上這些，可稱為我國能源—環境壓力方面客觀存在的“三重疊加”，我們極有必要據此如實認識理解相關環境挑戰的嚴峻性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目前環境問題的一個重大原因，來自于機制性的資源粗放低效耗用狀態，它涉及煤、電、油等能源耗用相關的制度安排問題，惡化著大氣、水源水流、生態環境，形成了經濟、社會生活中危及人們生存質量的不良傳導鏈條。我們面對這種使發展過程不可持續的挑戰與威脅，必須抓住可塑、可選擇的機制與制度安排問題不放。下一階段極有必要積極推進從資源稅改革切入、逼迫電力價格和電力部門系統化改革、并進而引發地方稅體系和分稅制制度建設來助益市場經濟新境界的新一輪稅價財聯動改革。這一主題，其實過去已在若干角度上被方方面面所關注和議論，但還缺乏一種“捅破窗戶紙”或“打開天窗說亮話”式的正面審視，沒有挑明并加以通盤連貫處理，亟待在“配套改革”概念上形成“路線圖與時間表”式可行方案設計。　　現實生活中政府、民眾兩方面的“兩大悖反”，必須依靠配套改革中形成經濟手段為主的長效機制來化解　　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兩大悖反現象：一方面，官方反復強調科學發展、包容性可持續增長，但實際進展是在部門利益、壟斷利益的阻礙下步履維艱，為此必須做的與煤、電相關而形成經濟手段為主節能降耗長效機制的改革，一拖再拖;另一方面，公眾對環境惡化、霧霾打擊等的感受，日益趨向“民怨沸騰”，但一說到資源稅、環境稅等改革，卻又會由其“加稅”特征引發一片反對聲浪，甚至有人會跳著腳罵娘，很不認同這種會牽動利益關系的經濟調節方式;上述這種政府、民眾兩大方面的悖反和荒謬狀態，導致“科學發展”、“生態文明”遲遲難以落地，必須依靠著眼全局、前瞻長遠、邏輯清晰、設想周全的改革設計，與以更大決心、勇氣、魄力和智慧構成的改革行動來破解悖反，貫徹綠色發展戰略，從而把中國來之不易的現代化發展勢頭和仍然可能在相當長時期內釋放的較高速發展和“升級版”發展的潛力，真正釋放出來。　　實話實說，節能降耗方面政府行政手段為主的選擇式“關停并轉”，雖仍然被反復強調，但其操作空間有限，僅適合為數不多的大型企業;以法規劃定“準入”技術標準的“正面清單”方式，邏輯上說可以用來面對中小企業，但如果以此為主來操作，一定會產生為數眾多、防不勝防的“人情因素”和設租尋租，發生事與愿違的種種扭曲和不公，效果亦不具備合意性。真正可靠、效應無誤的轉型升級出路和可充當主力的調控長效機制，是通過改革，以經濟杠桿手段為主，讓本應決定性配置資源的市場力量充分發揮公平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作用，把真正低效、落后、過剩的產能擠出去，進而引發出來一個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　　相關配套改革的一個關鍵和兩個要領　　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的一大關鍵，是抓住我國煤炭市場價格走低的寶貴時間窗口，推出將資源稅“從量”變“從價”機制覆蓋到煤炭的改革。這新一輪“價稅財聯動”配套改革，會通過理順我國基礎能源比價關系，和“沖破利益固化藩籬”使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制順應市場經濟，在配合地方稅體系建設等財政體制深化改革任務的同時，形成法治化框架下有規范性和可預期性的經濟調節手段為主的制度體系與運行機制，促使全中國現已達6000萬個以上的市場主體(含微型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和近14億居民，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根據市場信號和政策參數“內生地”積極主動地節能降耗，企業會千萬百計開發有利于節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產品，家庭和個人會注重低碳化生活，這樣群策群力以可持續的轉型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促使國民經濟與整個社會，走上一條可以越走越寬的連通“中國夢”愿景的綠色、低碳新路。這時政府可做、應做之事，主要在于把握好兩個要領：，是掌握力度，于上述配套改革中使大多數企業在比價關系變化面前，經過努力可以繼續發展，少數企業被淘汰出局——可酌情漸進地做多個輪次，每次出局的便是所謂應被淘汰的“落后、過剩產能”;第二，是當比價關系變化傳導到最終消費品時，及時適度地提高低保標準，使更低收入階層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階層會自覺調整消費習慣，趨向于低碳化生活。總體上，如掌握好這樣的關鍵內容和兩大要領，這個價稅財聯動改革就可望成功，并成為釜底抽薪式化解霧霾等環境威脅的長效制度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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